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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守初心使命的徐特立

发布时间:2020-08-24 08:53:34来源:人民网新闻热线:0311-879084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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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徐特立(1877—1968),湖南长沙人,原名徐懋恂,又名徐立华,著名革命家、教育家,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,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;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,任校长;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;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,任革命委员会委员、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;1934年参加长征;新中国成立后,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,是中共第七届、八届中央委员。

  徐特立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,先后经历晚清、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。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,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,立志为社会服务。正因为有了这份初心和使命,他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,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,从一位民主主义者跃进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。徐特立德高望重,深受全党、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。中共中央这样评价他:“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,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”。毛泽东评价他是“革命第一,工作第一,他人第一”;周恩来评价他是“人民之光,我党之荣”;刘少奇评价他是“中国共产党的光荣”;朱德评价他“你是革命模范的人,你是革命前进的人。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,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”;任弼时称他是“延水青松”。

  创造事业,用教育来改革人心

  19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令人煎熬和困惑的岁月,列强侵略、政治黑暗、民生凋敝,沉浸在迷惘中的有志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。此时,一些宣传维新变法和介绍“西学”的读物开始在湖南传播。维新派的出版物,诸如《湘学报》《湘报》,很快引起了正在家乡苦读、教书的徐特立的注意,他经常前往长沙城购买新书报,开始关注社会脉搏和时代风云。他特别赞赏梁启超的“笔端常带感情”的论说和谭嗣同的慷慨激昂之作。受维新运动的影响,一个时期内,徐特立一度以康梁的信徒自居。后来,戊戌变法失败,八国联军入侵,民族危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,改良的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。

  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如何挽救民族危亡?徐特立感到愤慨、迷惘,忧国忧民的思绪,促使他下定决心,结束塾师生活,离开温暖小家,报考宁乡速成师范学校。1905年春,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。校长周震鳞,系同盟会会员,他创办宁乡速成师范学校的目的是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,培养能为民族革命事业奋斗的人才。在这里,徐特立学到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,特别是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。学习之余,他还经常阅读《民报》《猛回头》《浙江潮》《新湖南潮》等新式读物,他的思想很快发生变化,“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”,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。

  毕业之后,徐特立牢记校长教诲,抱着“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”的奋斗目标,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济寰、何雨农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。学校以开发民智、教育救国为宗旨,专招农民子弟入学,附设速成师范班和女子班,这改变了长沙附近农村没有新式学堂的状况。由于家境贫寒,徐特立不出款只出力。为了节省开支,他给自己立了一条“多教课,只吃饭,不拿工资”的规矩。为了给学生保质保量地上课,徐特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。他在《我的生活》中回忆道:“我教书的地方离家五十里,过中秋节回家时,才知道生了一男孩。学校不能缺课,家中又无人照顾,妻子刚刚生产,还有一个三岁小孩正在拉痢。不得已,只好上午上课,下午回家,准备药物,第二日清晨,走五十里左右,天才明,到校吃早餐,又上半日课”。这时,他“已决定为社会服务”,“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到社会上”,“希望一家之困难,随整个社会解决而解决之”。创办梨江高小,是徐特立走上新的教育道路的一块里程碑。

  辛亥革命爆发后,徐特立积极响应,支持革命。长沙新军起义胜利后,他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。由于议会内部争权夺利、背叛人民,徐特立意识到革命政党已经变质,于是愤然辞职,回到教育界。徐特立说:“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,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,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,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!从此以后,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。”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,培养更多师资力量,徐特立应长沙县知事姜济寰之请,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,担任校长兼教员。担任校长期间,徐特立不仅没挣到钱,反而负债600多元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,徐特立深受感动,他感到国家有前途、有办法了。为了学习救国本领,1919年9月,42岁的徐特立在“英文只能拼音,法文一字不识”的情况下,前往法国勤工俭学,这期间他还前往德国、比利时考察教育,直到1924年7月回到祖国。

  徐特立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,学校向劳动人民敞开;反对把学校当成政治投机的资本,去投靠反动统治者;也反对把学校当作私人产业,从中牟利肥私。徐特立常常说:“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。”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,他将“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”,“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”。后来,徐特立在《六十自传》中写道:“长沙县(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市)的教育,民国八年(1919年)以前,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”,“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,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”。徐特立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艰辛跋涉、艰苦创业,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,像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蔡和森、蔡畅、李维汉、许光达、田汉等都是他的学生。

  革命救国,在党组织里获得新生

  地位、金钱并不能阻挡徐特立前进的步伐。论地位,他已是湖南有声望的教育家,多所学校争相聘请他担任教员,许多学校的教员还是他的学生;论收入,他的教书所得已是十分可观,“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,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,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”。但是,地位和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,黑暗的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徐特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:“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,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富国民强了,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,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,为穷人做好事”,“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,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。因为我教育出来的学生中,有些后来都成了压迫人的人”。

  1926年冬至1927年春,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。在毛泽东的建议下,徐特立回到五美乡调查农民运动。令他惊讶的是,曾经熟悉的家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: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,流氓、烟、赌也不见了。过去政府禁止鸦片毫无办法,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,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,马上就禁绝了。天朗气清,一片光明,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徐特立一边赞叹妇女和儿童的伟大,一边感慨地说:“我下乡住一个星期,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!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和中山,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!”

  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,让徐特立看到了救国的希望。他虽然始终决心站在劳动人民一边,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,直到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,他才看到了光明。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,从此信仰再也没有发生改变。他放弃了奉行多年的“教育救国论”,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,“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”,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,全力以赴地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。

 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,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,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,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坚强的老战士。徐特立在《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》一文中指出:“当时由于斗争残酷,革命队伍已引起了分化,开始了反革命的疯狂进攻和革命力量的坚决反攻的武装冲突时期,使党的一切经常生活也转变到空前的紧张,竟至使我入党没有举行过入党仪式,且没有填过入党表,也没有候补期,入党即在党工作。”教育家徐特立入党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危难中的同志,许多同志感慨地说:“真是疾风知劲草,岁寒知松柏啊!”陆定一高度评价徐特立入党:“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,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:困难时不要动摇,应当更坚决的奋斗,革命是一定胜利的。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,就是他的入党,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,比什么教科书都好,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。”

  入党以后不久,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。南下途中,徐特立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。翻越闽赣边境的武夷山时,徐特立因劳累过度,体力不支,病倒了。高烧不退的徐特立被送进了长汀福音医院,一起住院的还有在会昌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陈赓。住院期间,徐特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深深地感染了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,让他心中产生了“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”,燃起了革命的火苗。傅连暲回忆时说:“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,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的一座楼上,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。他烧得很厉害,加上年纪大了些,身体也显得虚弱。但是,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,却使你看不出他像一个重病的老人。”后来,傅连暲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院长职务,投身到极其艰苦的革命事业之中。

  加入党组织后,徐特立觉得自己“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”。他解决了政治上的苦闷,精神也变得愉快起来,他始终坚信“只要党存在,红军存在,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。我们党的自信心,群众的自信心,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,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”。徐特立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上来。在徐特立的鼓励下,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革命,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  1934年10月,57岁高龄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。长征中,徐特立将马匹让给伤病员,忍着饥饿带头挖野菜,教战士识字,亲自下河探路,鼓励战士们要克服困难、勇往直前,逐渐成为红军队伍中无形的精神力量。徐特立回忆时说: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,(我)骑马时间至多不过二三千里。自抵卓克基以后,我的衣服,从脚上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,都是自己缝的。在缺乏粮食的草地,我也一般的吃草。”

  到达陕北后,徐特立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,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。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之中。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记录了对徐特立这一时期的印象:“我叫他老徐,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——教书先生老徐——因为,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,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别官员的平均年龄,可是在红色中国,同别人相比,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。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。……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,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,他突然放弃家庭、四个儿女、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,投身到共产党中来。……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——在帝制、资本主义、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——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。”

  1937年12月,徐特立以高级参议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,1939年2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、统战部部长。从延安回到长沙后,徐特立就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之中。繁重的工作之余,徐特立还念念不忘湖南的困难同志和留守的家属,他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,申请经费救济和帮助他们。李维汉后来感激地说:“使我不能忘怀的是,徐老在长沙沦陷前,将我的老母接到邵阳,安排在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一段时期,照顾得很周到,体现了我党对干部的温暖,也安慰了我老母多年思恋儿子的心情。徐老对其他同志的家属,也是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的。”1940年8月,徐特立回到延安,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自然科学院校长。

  入党后的革命斗争是十分艰苦的,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,但徐特立没有丝毫害怕,他时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。他感慨道:“我一生过着极不平常的生活,把这一老古董推到革命最先锋的队伍中,将来革命史上也占着光荣的一页,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光荣并存,我值得高兴,我愿继续站在战争的最前线,为民族为世界和平而斗争。”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,徐特立总是“革命第一,工作第一,他人第一”,“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”。

  坚守初心,传承革命事业

  “初心易得,始终难守”,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时,一些人开始滋长不求进步的情绪、骄傲自满的思想、贪图享乐的作风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,在常人看来似乎可以坐享清福、颐养天年了,然而他并没有丝毫懈怠,而是坚守初心,尽心竭力地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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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娱乐平台推荐  进入北京后,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。他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,“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,开会、作报告、写文章,忙个不停;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,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,严肃谨慎,一丝不苟”。为了鞭策自己,他还制订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,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。在繁忙工作之中,他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、中国古代史、民族史,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。徐特立写下许多教育论文,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,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。

  对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,对于初心和使命的传承,徐特立是十分重视的。他对广大青年寄予厚望,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革命前辈“国而忘家,公而忘私”的崇高品质,继续开创共产主义之业。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时,徐特立著文指出:“没有国,哪有家;没有公,哪有私;没有集体,哪有个人”,“对人民、对国家、对社会的态度是‘给’,而不是‘取’”。他告诫广大青年:“青年时代,精力旺盛,正应该在这个时候去为祖国创功立业。眼光狭小,只看到生活中小事,对个人得失考虑太多,就会分散精力,消耗韶光,就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,蓬勃的朝气,成大器,做大事,也就会毁坏了个人的远大前途,损害了革命事业。”后来,他又在《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》一文中指出:“青年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,不仅要守业,而且要继续创业,创立共产主义之业。”

  徐特立一生坚守初心,实事求是。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应该时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,特别是保持“实事求是,不自以为是”的作风。他在1949年10月21日为《河北教育》创刊号的题词、1950年11月6日为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以及1963年3月26日为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的题词,均强调“实事求是,不自以为是”。他是这样说的,更是这样做的。“大跃进”时期,说真话是要冒政治风险的,而徐特立却不随风摇动。1958年秋,徐特立南下途经河南,在一个公社参观时,当面质疑当地负责人关于皮棉亩产可达三四百斤、稻谷亩产可达数万斤的说法。回京后,徐特立对身边人说:“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太困难了,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!”“讲大话容易,到头来还是老百姓遭殃!”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后,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,而徐特立却先后三次专程看望,同他倾吐心怀,嘱其保重身体,将来继续为党工作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徐特立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忧虑,这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收听广播的老人,却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收音机关掉。后来,他用自己的行动尽力去保护一些受冲击的同志,还将受冲击的周世钊接到家里。1968年11月28日,徐特立与世长辞,享年91岁。逝世前,他留下遗言:过世后,把遗体献给医学科学部门。至此,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,践行了他始终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初心,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。徐特立逝世后,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“光荣的一生,革命的一生,伟大的一生”,高度赞扬了他不平凡的光辉业绩。

  “晚节全持好,堪为我辈师。”这是董必武对徐特立的真挚评价。徐特立一生热爱光明、追求真理,他用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初心和使命,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。受“文化大革命”影响,徐特立逝世后,“没有得到应有的悼念和宣传”。1981年3月,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,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教育部重写悼词,对徐特立光荣的、革命的、伟大的一生重新作了评价,称赞他是“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”“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”。1982年2月6日,习仲勋在纪念徐特立同志诞辰105周年座谈会上,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徐特立“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”,并指出:“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徐特立同志做榜样,增强党性锻炼,树立良好的党风,并且把它推广到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中间去。”(叶松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)

责任编辑:高宏然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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